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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公寓改名以後，門口的梧桐樹又添了十七圈年輪。這期間我在公寓出生長大，並且走到了刻骨銘心的「那一天」，它屬於無始無終的時間上的一個符號―西元一九六六年。

多年後洗去記憶上的蒙塵，「那一天」才像退潮時的一塊礁石凸顯出來，它是豎在我行路上的標誌牌，上面寫著「此路不通」。我從此走向岔道，改變了一生的旅程。

現在想來，當時如果我沒有妒忌心，那一天未必那麼重要，更談不上命數。然而，除非感覺麻木或是超凡的聖兒，我無法迴避現實。

我天生是個影迷，六、七歲時就把奶奶給的一分、兩分積蓄起來，湊足錢就去上海藝術劇場看一場電影。上學後媽媽每月給的幾毛錢，我也全花在電影上。到了寒暑假，有八分錢的學生專場，我幾乎天天跑電影院，從附近的國泰、淮海跑到大光明、大上海。我當然更想看戲，但在上藝看一場戲至少要八毛，媽媽也只有春節才去瑞金劇場看一次越劇，我怎敢問津？

方聚儀卻能不花錢看戲。他姨夫是市委宣傳部領導，每次來上藝劇場審查節目，就送他家幾張非賣品。他不僅看過所有公演的戲劇，還看過彩排後不准上演的劇碼。

看電影是我唯一的樂趣，但對比聚儀，快意就蕩然無存。

何止看戲，方聚儀讓我羡慕的事多著呢。我爸爸和聚儀爸爸過去是同學，現在是同事，但區委每天派車接他爸爸上下班，而我爸爸得自己踏腳踏車。媽媽解釋，他爸爸是區委領導，坐車是工作需要。我為爸爸難過，他為啥只是普通辦事員。

讓聚儀免費看戲也是工作需要？

似乎故意讓我的羡慕變成妒忌，聚儀看完戲喜歡炫耀半懂不懂的劇情，末了，還留下不做解答的設問：「你知道演員怎樣表演鞭子抽人嗎？」「你能想像船在舞臺上航行嗎？」這些設問折磨著我。

一次我在上藝看完電影出來。門口停著青年話劇團的卡車，晚上公演《年輕一代》，工作人員正從車上卸下布景道具，已經化了妝的男女演員進進出出，說著上海腔的普通話或北京調的上海話，像上海人包的餃子和北京人裹的餛飩，別有風味。我看呆了，一雙腳不知不覺被他們牽著走進了後臺。放電影的白幕布吊到了天頂，舞臺高大深邃，幾個人在搭布景。想到聚儀講過的誘人場面，我真想躲到開演偷看一場。一個工人發現了我，斥問：「你是誰？在這裏做啥？」我以為被人窺破了心思，嚇得拔腿就逃。

從那天起，我下決心要看一場真人演的戲。我每天在《新民晚報》的夾縫中看影劇廣告。上週總算找到一個合適的劇碼，南匯縣話劇團在五星劇場演摺子戲，票價二毛五分，我樂陶陶地買了一張票。

今天是看戲的日子，早上坐在教室就心蕩神馳了。老師點我名到黑板上做算術，我竟糊裏糊塗的算錯了，上學以來第一次出洋相。

回家吃了午飯，我還得老老實實睡午覺。這是奶奶在世時立下的規矩，說夏至後午睡可以避免疰夏①。過去，立夏一到，奶奶就帶我們去糧店，借大座秤磅體重，到白露時再復磅。